蒙古族过去是狩猎与游牧，直到13世纪，蒙古族仍然有“围猎”的习俗。现在的蒙古族仍长于骑射。放牧习惯已由逐水草而居发展到现在的定居放牧，有冬营地和夏营地，按季节移场放牧。在河流两岸有条件可供耕作的平川上，蒙古族人民顽强地发展了畜饲养混合农耕文化，最著名的是在16世纪，成吉思汗的17世孙——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(俺达汗)，努力使明朝开放边境“互市贸易”，鼓励耕牧，使土默特川变成“塞上谷仓”，并在此基础上兴建了现今的呼和浩特。塞上蒙古族的农耕业具有与牲畜饲养业混合的特点，实现农畜互补。解放后，内蒙古自治区和其他省、自治区、蒙古自治州、县积极发展畜牧、农林、工矿事业，开发各项资源。牧区逐步实现以水草为中心的草原建设，在保护和合理使用牧场、搭棚建圈、防治畜疫、改良畜种、建立兽医网点、开辟缺水草场、推广定居放牧，以及取水、打草、药浴、剪毛、畜产品加工的牧业机械化等方面，都有较普遍的发展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农区的农田基本建设、育苗、选种，以及播种、收获、农产品加工等方面农业机械的使用和农村副业的发展，也都达到或接近内地农业的水平。农、牧业的生产力显著提高，农、牧民的生活普遍改善，牧民致富的事例尤多。蒙古族牧民对国民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　　国家为迅速改变蒙古族地区工业极端落后的旧面貌，一方面在蒙古族地区进行重点投资建设大型的现代化企业——包头钢铁联合企业、霍林霍露天煤矿、准格尔露天煤矿等；一方面帮助蒙古族自治地方依靠各自有利的资源条件，发展有色金属、机械制造、煤炭、电力、化工、电子、建材、纺织、皮革、制糖、橡胶、造纸、制药等类轻重工业。内蒙古自治区已形成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体系，其他蒙古族自治州、县也都有反映地方优势的重点工业建设。各自治地方正向工业化稳步前进，轻工业和民族用品的生产迅速发展，保证了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。

　　中国蒙古族的传统医学，简称“蒙医”。历史悠久，是蒙古族人民长期总结同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，并吸收藏医、汉医经验逐渐形成的。早年蒙古汗国建立前，就有本族的药剂和疗法，如掌握了“合迪儿”，烈性药，以饮马奶治疗疾病，用烧红的烙铁治疗外伤等。自元代以后，蒙医已积累起丰富的医疗经验，形成了一定的医疗理论，并且设立了太医院、上都惠民司等医疗机构。至明末清初，体系渐趋完整。

　　蒙古医学在诊断方面包括望、问、切，有消、解、温、补、和、汗、吐、下、静、养等治疗方法。治病多用成药，并总结出饮食疗、灸疗、罨疗、瑟博素疗、皮疗、温泉疗、针刺放血疗、按摩疗等疗术。如用烧热的盐热敷，用新鲜畜皮、鱼皮裹疗，皆有民族医疗特色。蒙古医对治疗创伤和接骨尤有独到之处。蒙古族医学家和药学家还写出一批医药著作，如《饮膳正要》(14世纪初叶)、《方海》(17世纪)、《蒙药正典》、《蒙医药选编》、《普济杂方》(19世纪)，对中国医学作出了贡献。

　　蒙古族著名的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地理学家明安图(1692—1765)，撰写数学著作《割圆密率捷法》4卷，是我国用解析方法计算圆周率的第一人，为我国数学在19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我国当代的地质学家李四光(1889—1971)也是蒙古族学者。

　　蒙古族自治地方的科学、文化教育事业正迅速发展。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全区没有一所大专学校，中小学学生占总人口的2.6％。到1990年自治区全区已有大专院校15所，中等专业学校80多所，普通中学5194所，小学26980所。各蒙古族自治州、县的中、小学教育也有很大的发展。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新闻出版、广播、戏剧、电影事业蓬勃发展。文化馆、图书室遍布各城镇和广大农牧区。卫生医疗机构普遍设立，农牧区基层单位的台作医疗制度日趋健全，蒙古族人民的健康得到了有力的保证，人口迅速增长。